从五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甘肃戏剧舞台上涌现了一批闪烁着思想和艺术光彩的剧目，其中甘肃省话剧团上演的大型话劇《在康布尔草原上》、甘肃省陇剧团的奠基戏《枫洛池》、甘肃省歌剧团的大型歌剧《向阳川》，以及七十年代末统称为  “《西》、《丝》、《南》”的三台剧目——甘肃省话剧团上演的话剧《西安事变》、甘肃省歌舞团（现更名为甘肃省敦煌艺术剧院）创作上演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兰州市京剧团上演的革命历史京剧《南天柱》，不但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以其题材内容和和艺术表现形式方面的开拓性建树，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戏剧事业的健康发展。其中有些作品的影响还远远超出了戏剧界和文艺界，为甘肃赢得了戏剧大省的巨大声誉。

    解放初期，甘肃省话剧团年轻的剧作家汪钺等人，继承和发扬陇东根据地革命文学运动的传统，紧密配合当时现实的民族斗争和阶  ，级斗争，深入到1953年“甘南平乱”的第一线体验生活，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他们从当时的现实斗争出发，创作了四幕六场话剧《在康布尔草原上》，该剧以雄浑有力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客观而真实地揭示了藏族人民的现实生活及其历史变革的客观规律，成功地塑造了党的民族工作者方振和农奴焦巴的动人形象，深情地讴歌了民族团结和共和国统一的美好前景。从而使该剧成为党的"慎重稳进”民族政策的一面镜子。1955年《在康布尔草原上》搬上舞台连演几十场后参加第一届全国话剧调演，在四十多台剧节目中脱颖而出，成为惟一进中南海怀仁堂演出的一台戏。演出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连演三场，一场演给苏联专家看，—场演给各国驻华使节看，一场演给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看，此等特殊礼遇令甘肃戏剧界振奋不已。

    从《在康布尔草原上》树立的制高点上，诞生于1958年的陇剧《枫洛池》，抓住历史剧“古为今用”的灵魂，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辩证地统一在一起，通过激烈的戏剧冲突，将古代劳动人民蔑视皇权并与其斗争的聪明才智演绎得有声有色。该剧在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后受到了梅兰芳、张庚、马少波等戏剧大家的高度评价，成为我省在改编传统戏、推陈出新方面最为成功、影响也最大的剧目之一。全国各省区纷纷用越剧、评剧、豫剧的形式移植上演该剧，充分表明了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难能可贵的是它的唱腔是我省作曲家根据流传于民间的陇东道情创作设计的。1960年元月，在《枫洛池》载誉而归的庆功会上，陇东道情被正式命名为陇剧，同时在演出该剧的道情剧团的基础上成立了甘肃省陇剧团。从此，我国地方戏的百花园多了一个独树一帜的新生剧种。

    “十年浩劫”山雨欲来之前的1965年，由我省剧作家刘万仁等人创作的五场歌剧《向阳川》像一缕争春光的绿苗，一搬上舞台便走红全国。该剧围绕抗洪救灾，热情讴歌了互帮互助的共产主义精神。周恩来看后称赞它是继《白毛女》、《洪湖赤卫队》之后又一个好歌剧。但因受特定时代思想的影响，一些形象难免有“大跃进”  的烙印。时隔不久，“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戏剧艺术遭到空前劫难，百花凋零，损失惨重。

    1976年1 0月，历史性的胜利为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创造了条件和契机，冰封已久的被禁铜的政治生活开始解冻，“春江水暖鸭先知”  的戏剧舞台也一一打破禁区。以程世荣为首的甘肃话剧团的剧作家们以非凡的胆识，将最能体现周恩来崇高形象和人格魅力的“西安事变”搬上舞台，第一次从正面来展示敌我友三方上层人物的历史活动，第一次歌颂张学良是千古功臣。《西安事变》在这些方面开风气之先，揭开中国话剧新的一页。

    1979年，兰州市京剧团的单澄平创作的京剧《南天柱》，首次用戏曲形式在舞台上塑造了陈毅的光辉形象，打破了用戏曲形式塑造领袖形象的“禁区”，取得了成功。它和《西安事变》一样，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剖刀，深入到事件的本质和人物的内心深处，发掘出人物身上的历史精神。

    与此同时推出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经过时间的无情考验，久演不衰的事实使它跻身于二十世纪华人经典作品之列而毫无愧色，全剧围绕神笔张父女的悲欢离合，揭示了封建社会鼎盛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中外文化交流融汇的生动图景。它以舞台艺术造型复活了敦煌壁画，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祖国灿烂文化以最生动逼真的形式呈现给世人。看过此剧的西方艺术家们说：“中国真伟大，《丝路花雨》完全可以与《天鹅湖》相媲美。”《丝路花雨》问世以来曾出访过世界上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进行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信使。而且它作为东方的第一部舞台剧目，有幸进入西方歌剧艺术圣殿——意大利米兰的斯卡拉大剧院演出，让西方人一睹东方艺术的风采。

    在1979年国庆三十周年的献礼剧目汇演中，《丝路花雨》、《西安事变》、《南天柱》三台戏均获创作一等奖，这在全国也是较为罕见的奇丽景观，显示了甘肃戏剧创作水平的整体实力。

    继《西安事变》、《丝路花雨》、《南天柱》之后到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甘肃的广大戏剧工作者继承和发扬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不断拓宽艺术视野，创作上演了一批密切关注时代和社会发展的优秀剧作，出现了“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戏剧创作景观。其中，甘肃省陇剧团创作上演的大型现代陇剧《天下第一鼓》，甘肃省京剧团创作上演的新编历史京剧《夏王悲歌》，甘肃省歌舞剧院上演的大型音乐舞剧《敦煌古乐》，兰州市歌舞团的大型舞蹈诗《西出阳关》，成为这一时期甘肃戏剧创作中独领风骚的佼佼者。

    正如戏剧评论史家描述这一时期甘肃戏剧舞台实践整体趋向时所说的那样：“剧作家们已开始从题材的地方性、民族性的关注，转向对地方生活题材、民族性生活题材作更广阔、更深刻的开掘；从满足于时代地域风情色彩、民族生活氛围的展示，转向对人物生活方式和情感世界所映现的独特文化心理和文化传统深层结构及其动向的探索。”可以说，甘肃戏剧舞台艺术实践的各个领域，均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

    首先是在第三届中国艺术节上亮相的大型现代陇剧《天下第一鼓》，就是以浓郁的地方风情，鲜明的时代风采和淳朴的民族风韵取胜的好戏。该剧讲述了两个鼓王因村仇家恨动辄穷斗，在共同为北京亚运会呈现鼓艺的过程中握手言欢的故事。反映了小农经济带给人们的形形色色的狭隘自私观念和改革开放后农民精神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参加艺术节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专门就该剧进行研讨，著名戏剧评论家曲六乙盛赞该剧在艺术发展道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陇剧这个年轻剧种已经走向成熟。他还撰文评价说，该剧表现形式及舞台效果“达到厂动与静的统一，刚与柔的对比。风格的统一与色彩、手段的丰富多样，增强了戏剧的审美价值。”

    紧接着在1994年的第四届艺术节上，我省推出的《夏王悲歌》、《敦煌古乐》、《西出阳关》三台剧目，再一次将我省的戏剧舞台的艺术实践推向高峰。

    《夏王悲歌》将戏剧艺术的视野从追逐社会政治的高度回归转而关注实生活和“人”本身。该剧的艺术结构也别具特色，它将中国传统悲剧与希腊悲剧融为一体，将情节冲突与性格冲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性格悲剧与历史悲剧交织在一起，从而为深层次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一个十分广阔的天地。在进行唱腔设计时，该剧还将西北民歌旋律、敦煌古调与京剧音乐融为一体，使该剧唱腔旋律显得深沉、古朴、苍凉，被评论界称为“西部京剧”。

    《敦煌古乐》是由蜚声世界的敦煌学者、著名音乐家席臻贯先生根据1900年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的25首唐代曲谱破译的。这25首曲谱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音乐语言，艺术及万史价值世所罕见。席臻贯经十多年的潜心揣摩，通过确立唐代的乐、舞、诗三位一体的乐舞意象原则，然后据此思路破译的敦煌曲谱，旋律流畅，音韵典雅优美，在可听性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为了让观众欣赏到一千多年前的古风流韵，1993年将《敦煌古乐》搬上了舞台。在艺术节上一经上演，如平地一声雷，受到了中外专家的一致好评。如果说《敦煌古乐》科学而严肃地复原重建了盛唐时期宴乐演奏的宏大场面，体现了富丽堂皇、精妙绝伦的大唐艺术气象的话，那么，由兰州市歌舞团创作上演的大型舞蹈诗《西出阳关》，则超出了敦煌舞蹈所能涵盖的范畴，这与它在古丝绸之路题材的舞蹈创作中找到一种完全不同于《丝路花雨》的方式，来开拓西部舞蹈新天地的艺术追求密切相关。《西出阳关》以富有张力的开放性诗性结构，让1 1个各自独立又相互贯通的经典性舞段贯穿起古丝绸之路的一段段沧桑岁月，显示了西部雄浑美丽的风情习俗。它以灵动抽象、大写意的艺术表达方式展现了中华民族坚韧强悍的生存意志和开拓精神，内容涵盖耕作、商贸、文化、战争等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全景式的人类史诗巨篇。该剧在第四届艺术节上一炮打响，引起了剧坛的关注和极大兴趣。几年来，它演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所到之处，受到了社会和观众的普遍欢迎，成为近年来戏剧舞台较为萧条的背景下出现的一种较为少见的现象。

    总之，甘肃的戏剧创作实践在五六十年代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取得了较为辉煌的成绩，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