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很多人并不知道从唐代起还有一条比它更加辽阔、更加繁荣，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是东西方贸易交往的重要通道。这就是我国同西亚各国的海上航线，我们称它为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条丝绸之路，由汴河连接起来，成为北宋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更是盛极一时。
商旅云集舳舻相衔的丝路
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卷里，有几只驮着货物的骆驼，这是东京有西域商旅行踪的证明。更多的是汴河里的船只，从东京驶向东南，这是海上丝绸之路从京师返回的情景。
史载，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日新月异，不仅大大超过陆地丝绸之路的规模。而且大大超过汉唐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规模，达到历史的巅峰时期。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商旅云集，舳舻相衔，成为北宋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北宋朝廷对外开放的政策，是贸易关系发展的前提。《宋史·食货志》说，雍熙四年(987年)，宋朝“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蕃藩”。向多个国家介绍北宋的统一和富庶及开放的政策。很快就和大食(今阿拉伯)、阇婆(爪哇)、占城(今越南中部)、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及印度还有日本、高丽(韩国)等多个国家与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
当时北宋为了招待外商，不仅专门在京城特别建造都亭驿、都亭西驿、瞻云馆及怀远驿等宾馆，专门招待各国使臣和外国商人，还在各沿海口岸推行优惠外商的政策。如专门设宴为外商送行的做法，对促进贸易有功的外商授予一定官职的规定以及允许外商越级向上申诉，以惩治不法官吏对外商的欺凌盘剥行为等，都为保障外商合法权益、促进中外贸易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二，中国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是海上丝绸之路大发展的基础。北宋造船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钉接榫合的连接方式和压载技术的应用，使船舶坚固非凡，能够经得起险风恶浪。指南针在船上得到普遍应用，解决了恶劣天气航海时因导向问题使船舶在茫茫大海上不致迷航的问题。宋宣和年间，朱彧编写的《萍舟可谈》中写道：“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这是世界上指南针应用于导航的最早记载。当时外国商人都非常信任中国的航海技术，愿意乘坐中国船只，如果中国船未到，他们宁可等待。
其三，海运自身的优点决定海上丝绸之路的迅猛发展。过去陆地丝绸运量很小，一头骆驼只能驮300公斤货物，而一艘出海的船只当时一般能装运75万公斤以上，相当于2000多头骆驼的运量。况且山路岖崎，驮在骆驼背上的货物(瓷器)易受颠簸而破碎，而码在船舱内，就相应平稳得多，货物安全也有保障。
唐宋时期陆地丝绸之路中发生过不少战争，影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而海上丝绸之路就未受战争的影响。这也是其迅猛发展和替代陆地丝绸之路的原因之一。
“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东京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曾用“八荒争凑，万国咸通”来形容东京对外交流的盛况。
“八荒争凑”指的是北宋与国内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当时中国北方的契丹民族建立的辽是很强大的，都城在今辽宁巴林左旗附近。宋辽之间打打杀杀几十年，但和平友好时间更长。和平时期，使臣往来，不绝于途。加上西夏、女真、鞑靼等地政权都和宋朝有使节来往，宋朝皇帝也对他们特别优待，他们带来礼品称贡，皇帝也给以较多银钱做回赐，历史上称之为“贡赐贸易”。
“万国咸通”指的是宋王朝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虽然宋与亚非国家政治上是平等的，但在贸易形式上也以贡和赐的名义。商人所带货物统称为朝贡，所谓“四夷朝贡，曾无虚岁”指的就是国外的货物年年运来，而皇帝也以银钱形式赐予使臣，还准以用购买物换货。宋时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已成为当时的高丽、日本、交趾、占城、印尼诸岛国、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印度半岛诸国、阿拉伯国家，直至东非国家来往中国的通道，此路经运河、汴河到东京。首都东京成了国外使臣、商贾及宗教徒的汇聚之地。他们把亚非各国的特产带到东京，又把中国手工产品和生产技术带回国内。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