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梯山石窟，不仅是我国开凿最早的石窟之一，也是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代表。在开凿天梯山石窟的过程中，培养了一批开凿石窟的能工巧匠和雕塑家、彩绘家。昙曜等人在完成天梯山石窟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佛教中心的东移，东下平城（今山西大同），开始了新的开凿生活，成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重要技术力量，昙曜则成为北魏的佛教领袖。据历史记载，439年，北魏灭北凉，从姑臧迁宗族吏民3万户至平城，其中有僧侣3000多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既反映了凉州的人口众多，也说明了佛教的兴盛。这3000僧人实际上就是“凉州模式”的创造者，推动着北魏崇佛风气日渐兴盛。北魏灭北凉结束了河西地区140余年割据而繁荣的局面，曾经盛极一时的凉州佛教及其艺术受到重创，凉州的僧人纷纷外流，除迁平城外，一部分向西迁往敦煌等地，由此也促进了敦煌佛教的兴盛，使敦煌成为继凉州之后的河西佛教中心，并推动了河西石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第二个高峰──敦煌石窟文化的迅速发展。敦煌石窟中的盛唐大佛（130窟）和天梯山的大佛艺术风格相似，说明天梯山石窟的开凿及其艺术风格和建筑风格直接影响到敦煌及河西石窟。

　　迁往平城的工匠、僧人中不乏高僧法师。据《释老志》、《世祖纪》、《高祖纪》记载，凉州僧人师贤到平城后，任道人统（管理宗教事务的官职），并于公元452年建议并亲自主持，开始造帝王化的佛教石像。公元460年，师贤去世，凉州高僧昙曜继其职，改道人统为沙门统，继续主持造像工作，并于平城近郊开凿云冈石窟。他只用了短短几年（460～465年）就完成了云冈石窟的代表作品“昙曜五窟”的建造，其第五窟大佛是云冈石窟最宏伟的雕像和代表作。后经历代开凿，使云冈石窟成为中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雕造富丽，为全国石窟之冠。据《魏书?释老志》记载，魏文成帝拓跋睿和平年间，由凉州僧人昙曜主持，开凿石窟五所，即第16至20窟。之后陆续兴建，前后历60年，无数的雕塑家在53个洞窟里雕刻了佛像、飞天等51万多件。其间主要工程完成在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之前。这些宏大精美的雕塑，是雕塑家们智慧和艺术才华的结晶，而凉州僧人及其工匠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在佛教文化和石窟寺艺术方面，北凉和北魏是源流关系，即北凉为“源”，北魏为“流”。据《魏书?释老志》记载，驰名中外的龙门石窟是继云冈石窟之后开凿的。太和十八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从这时起，历经东魏、西魏、北齐直至明清，营建了规模宏大的龙门石窟群，同时还开凿了巩县石窟和附近的几座石窟。龙门石窟的建造艺术风格，无不体现着天梯山石窟和云冈石窟的特点，具有强烈的南朝文化和中原传统汉文化色彩，又有浓厚的北方文化因素。因此，天梯山石窟称为石窟之鼻祖是当之无愧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从年代上确定石窟艺术在佛教史和美术史上的地位。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更重要的是看其在石窟中的影响。如果单从年代上看，新疆的许多石窟都比敦煌石窟和中原石窟要早，但它对中原石窟没有产生直接影响或影响甚微。按史料记载，莫高窟始创于前秦建元二年，即前凉升平十年（366），炳灵寺石窟169号的题记是公元420年，天梯山石窟创建于412～439年。从年代上看天梯山石窟比莫高窟迟一些， 与炳灵寺石窟基本相当。但这两个石窟尤其是莫高窟现在的影响非常大，一提石窟，必称莫高窟和云冈、龙门。但北魏时期的莫高窟并不有名，也没有对云冈、龙门产生直接影响，反而是凉州僧人及其天梯山石窟，声名显著，对莫高窟和敦煌佛教的发展产生过一定影响。目前，专家们一致的看法是，莫高窟虽为中国内地最早的石窟艺术开创地，但它正式开窟建寺的时间要从420年北凉灭西凉之时算起。莫高窟历史上出现的开凿盛期是北魏孝明帝时（516～528年）。这时随着洛阳的一批官宦、僧侣和工匠的进入，中原汉风在这里开始流行。而这已经是天梯山石窟开凿100年以后的事。从以上的简单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石窟的影响过程应当是：天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这里并非有意贬低莫高窟而提高天梯山，而是从影响和源流关系上探索出中国石窟的一种发展脉络，用事实说明，真正影响中原石窟风格的非天梯山石窟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