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 我们看到在李宝入京后的 20 年内, 其诸子几乎无人在平城政权任职, 除少子李冲外, 几乎全都是在 35 岁以后进入仕途的。孝文帝时期李冲得宠以前, 陇西李氏人物显然不受当朝统治者特别重视, 而更多的是戒备和不信任。李茂的辞职隐退也可返证这一认识。《魏书·李茂传》 :“ 茂性谦慎, 以弟冲宠盛, 惧于盈, 遂托以老疾, 固请逊位。高祖不夺其志, 听食大夫禄, 还私第, 因居定州之中山。自是优游里舍, 不入京师。景明三年卒, 时年七十一。” 李辅之辞职隐退虽与其年龄、性格有关, 但主要原因还是怕因兄弟宠盛, 祸及家族。这表明陇西李氏在人魏半个世纪后仍对北魏政权心有余悸, 也反映出世家大族在民族政权之下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李冲传》 :“ 始冲之见私宠也, 兄子韶恒有忧色 , 虑致倾败。”即是这种情况。

　　陇西李氏主要是政治型家庭, 虽有儒学传统, 但并不刻意钻研某一领域, 所以在到平城之初的 20 年间并无文化学术活动, 与京城文人雅士似乎亦无密切联系。但陇西李氏因此也比其他人魏河西家族幸运, 河西士人受株连而惨遭屠戮的 “ 崔浩之狱”与其无缘。 孝文帝时开始陇西李氏政治地位迅速上升 , 其所凭借的主要不是文化优势, 而是政治才干。李冲情况见前述。李辅 “ 有人望 ”, 为颍川太守时带长社戍,“ 绥怀招集, 甚得边和” 。李佐 “有文武才干, 为太守、刺史 ” 、 “ 所在有称绩 ”； 为行荆州事,“威信大行, 边民悦附 ” 。 陇西李氏与中原高门士族相比, 儒家伦理观念较为淡漠，  门风较次。《魏书 .李冲传》:“ 冲兄弟 6 人,4 母所出, 颇相忿” 李氏自初入魏, 人位兼举, 因冲宠遇, 遂为当世盛门。 而仁义吉凶, 情礼浅薄, 期功之服, 殆无惨容, 相视窘乏, 不加拯济。识者以此贬之。”

　　三

　　李承兄弟诸子在北魏后期获得了与其父辈相当乃至更高的政治地位, 尤其李承诸子及李冲长子最为突出。李承之子韶、彦、虔、蕤四人 “并为高祖赐名焉 ”。李韶于延兴年间( 471-476年 ) 入仕, 迄孝明帝正光五年 (524 年) 卒于官 (72 岁) 的 50 余年间, 历任内外要职十余任, 地方官有并、秦、定、相、雍、冀等州刺史或行州事, 中央官有仪曹令、给事黄门侍郎、太子詹事、兼将作大匠、加散骑常侍、秦州大中正、侍中、七兵、殿中、吏部诸尚书等职, 军号由抚军将军进至车骑大将军。李彦, 孝文帝初入仕, 历宣武、孝明帝朝, 官至抚军将军、秦州刺史。李虔自太和初人仕, 孝庄初官至特进、骤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李辅、李佐诸子皆不及李承诸子荣显。李冲长子李延实历孝文、宣武、孝明诸朝, 官至左将军、光州刺史, 庄帝时因外戚故而获致显赫地位。

　　李承兄弟诸子在北魏后期获得了较高的政治地位, 原因何在 ?

　　1 、政治形势的变迁为李氏子弟进升提供了条件。陇西李氏于公元 5 世纪 40 年代入魏开始, 正是北魏刚刚完成统一战争, 社会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还十分尖锐, 汉族士人主要是河北士族虽受到拓跋统治者重用, 但更多的是歧视和戒备, 他们所能掌握的实际政治权力微乎其微。北魏王朝的各级军政大权完全控制在拓跋氏为主的鲜卑军事贵族手中。来自西陲而未预士流的河西士人更不为拓跋统治者所重。李宝因情况特殊而被任以要职, 但毕竟出一权宜之计, 并非统治者对其真正重用。在进入北魏的 20 年里, 李宝诸子闲居平城, 不曾仕宦, 大都在 30—40 岁以后才进入仕途, 到了孝文帝时期, 北魏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北方的统一得到了巩固, 统治方针由武力向文治转化, 大量汉族士人参与统治和管理。这时, 具有深厚儒学传统、定居平城已久的陇西李氏已进入士族阶层。北魏统治急需大量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各级各类统治人才, 陇西李氏子弟适应这种需要而进入仕途并且升迁迅速, 便是理所当然的。考之史传, 李氏子弟大都具有较高文化素养。李韶、李虔以中书学生入仕； 李彦举司州秀才补中书博士；李瑾 ( 韶子 )“ 才识之美, 见称当代 ”； 李伯尚 ( 辅子 )“ 少有重名, 弱冠除中书郎 ”； 李仲尚 “少以文学知名”； 李佐之子李挺 (神俊) 更是陇西李氏家族中最能显示其士族文化风貌的人物, 《魏书·李神俊传》 :“少以才学知名, 为太常刘芳所赏……风神秀举, 博学多闻, 朝廷旧章及人伦士族, 多所谙记。笃好文雅, 老而不辍, 凡所交游, 皆一时名士。汲引后生, 为其光价, 四方才士, 皆宗附之。”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