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敦煌典籍所见敦煌地区的学术与文化
敦煌的典籍写本蕴含大量唐五代时期有关敦煌地区的社会文化信息，如那里的文化学术事业，那里的人文风尚，以及民族文化交流、中外文化交流等。若论中古时代的地区文化，环顾宇内，除都城长安以外，当以敦煌地区社会文化情境的历史展示，最为翔实生动。陈铁凡曾概述中古敦煌学术传统之演进轨迹：
窃以敦煌为西北重镇，与汉魏故都不过千里之遥。声教所既，人文蔚然。尝考史籍地志，自西汉至六朝，敦煌郡内以经史名家者，代不乏人。若张奐、周生烈、张参、张芝、令狐德★、令孤绹等，皆一时之隽彦也。讵李唐而降，渐次式微。揆阙原由，殆必兵燹乱离有以致之。[55]
陈氏所称敦煌郡的经史学术传统，唐代虽趋衰微，却没有中绝。人们注意到敦煌地方修撰史志图经等文化学术活动，至晚唐五代仍在延续。有关此一情景，《敦煌录》(S.5448号)及《寿昌县地境》残卷(敦煌祁子厚家原藏)的撰著有所披露。《敦煌录》的撰者据考为张俅，即敦煌写本中屡见的张球。他是归义军前期(张氏时期)一位著名文士，官至朝仪郎。除记述敦煌史地的《敦煌录》，张球又撰《南阳张延绶别传》(P.2568号)，记述张议潮后人延绶行事。李若立《籯金》略出本(P.2537、P.2966号)亦张球删定。张球“已迈从心”即70岁以后(唐乾宁元年<894>前后)，尚寓居敦煌郡城西北小寺聚徒授学。《略出籯金》一书，或为充作学郎读本之用。可知张球乃是张氏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史地学者兼教育家。《寿昌县地境》卷尾有题记：“晋天福十年(945)乙巳岁六月九日，州学博士翟，上寿昌张县令《地境》一本。”向达指出这位进呈《地境》的敦煌“州学博士翟”，就是唐天复二年(902)的“敦煌郡州学上足子弟翟再温(奉达)”。天复二年翟奉达在敦煌州学受业，时年20岁，其后历任节度随军参谋、国子祭酒、守州学博士、行沙州经学博士。他是继张球之后又一位敦煌的著名学者。翟奉达的主要学术贡献是撰造敦煌行用的历日，撰写《地境》之类“舆地之学”乃其“余事”[56]。敦煌本《大唐同光四年(926)具注历》(P.3247号)、《甲寅年(954)历日》(P.2765号)、《显德六年(959)具注历日》(P.2623号)均为奉达所造。其后又有历日数种，参与撰造者有翟文进，或系奉达后人，则翟氏可谓敦煌历学世家[57]。石室写本中的地方史传著作，还有《敦煌名族志》(P.2625+P.4010号)、《敦煌汜氏人物传》(S.1889号)等，同晚唐古代敦煌势族相关诸籍。
敦煌写本中的“图经”残卷，除贾耽《贞元十道录》(P.2522号)、韦澳《诸道山河地名要略》(P.2511号)等总志类残卷外，还有多种敦煌方志残卷，如《沙州图经》(S.2593、P.5034号)、《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P.2695号)、《沙州伊州地志》(S.367号)、《沙州志》(S.788号)等。敦煌方志残卷的集中出现，揭示唐代敦煌曾经有过活跃的图经撰著活动。唐朝是我国方志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州县组织编纂方志，是唐朝廷了解掌握国情的一项重要举措。唐代方志的内容包括行政区划内的河川田土、人口物产、交通道里、衙署公廨等项，为朝廷制订相关的政略与政策提供基础。唐朝重视编纂方志，反映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控驭广土众民的努力。沙州都督府及敦煌州、县衙署参与组织方志撰著活动，当是唐代举国修志活动的一部分[58]。
敦煌写本显示晚唐五代敦煌之学术事业，除史地之学、畴人之学以外，尚有书仪、算学等。敦煌本《新集吉凶书仪》(P.2646、P.2556、P.3246、P.3249号)，原题“河西节度使……张敖撰”。敖为张议潮族人，可能随议潮入长安，得试太常寺。王重民认为此书或即依据得自长安的《元和新定书仪》删纂而成[59]。我国现存最古的算书写本——敦煌本《算书》(P.2667号)及《算经一卷并序》(P.3349号)，以敦煌地方的量制单位：合、升、■，代替传统量制：合、升、斗、斛，表明这两部通行中夏的算学典籍，亦经过敦煌学者之手给予改纂[60]。上述典籍所撰内容，都有同敦煌地方相关者，大略显示出晚唐五代敦煌本地的文化学术事业，颇具一定的规模。
石室庋藏的典籍写卷还有一个特点——富于初盛唐(含隋)典籍。敦煌石室收藏的初盛唐典籍写卷大致有两类：
(1)君臣撰述。如《高宗天训》(P.5523号)，“历叙古今后妃荒淫之事，归之于鉴戒”，“与帝范、臣轨相近”[61];隋·李文博《治道集》(P.3722、S.1440号)、“杂载前贤所论治理之要”[62];魏征等辑《群书治要》(S.1443背、P.3634+P.3635、S.133、P.2767+S.3354号);虞世南《帝王略论》(P.2636号)，“起于太昊迄于隋，略记载帝王事迹”[63];杜正伦《百行章》(S.1920、S.3491+P.3053号等)，书名取“士有百行”义，其<进书表>曰：“世之所重，惟学为先;立身之道，莫过忠孝。”(P.3306号)全书摘引《孝经》《论语》及史传典故、佛家教诫等，倡扬“忠孝节义”主旨[64];张仁亶《九谏书》(P.3399号)，“九谏之目：诛暴乱、纳直谏、省重刑、用轻典、均赏罚、息人怨、简牧宰、弃贪佞、委贤良。”[65]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