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中包含大量中古时代(魏晋至五代)的典籍写本残卷。依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统计，经部的儒典大约有二三十种261卷[1];史部大约有六七十种[2];子部大约有七八十种;集部大约有三四十种。四部合计大约有二百种左右。敦煌文献的主体佛教典籍，不下千种(近三百种见于大藏经著录)，道教典籍大约数百种(道藏著录、未著录各半)，属于子部。此外，在古藏文等文种的敦煌文献中，也有典籍文献。

　　敦煌典籍写本尽管基本上是些残卷，但它们却可能是印刷术出现以前，我国手写本(含少量刻印本)典籍的最大一批遗存，无论在文献学意义上还是在文化史以至中古史意义上，都堪称国之瑰宝。从这批典籍写本产生的时代看，有六朝本，有北朝本，有隋唐本，有五代宋初本，时间跨度长达五六百年;从文本的性质看，有白文本，有注疏本，有音隐本，有略出(辑要)本等;从写本的功用看，有读本，有生活实用本(如药书、历书等)，也有的像是著述者的工作用本。不少写本后面有著作者或抄写者、持有者留下的题记。用现代学术眼光看，典籍写本包含的诸如此类情况，都是重要的学术信息。可以说一卷卷敦煌典籍写本，犹如浓缩的历史化石。它的字里行间凝聚着历史文化的多样情境，蕴含着前所未知的文化变迁过程。九十多年来，前辈学者筚路褴缕辛勤探讨这批典籍，揭示它们的历史文化内涵，不断地增进人们对敦煌典籍及相关情境的认识。我们这部书稿，是想在前贤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做一些整合性的归纳与梳理;并对典籍宝藏蕴含的各类学术信息(特别是深蕴其中的历史文化情境)，试做一些新的探索和表述。

　　这批典籍卷子经历了唐朝五代宋初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属于我国中古时代的后期。它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我国又一次大的社会变革启动的时代。这次社会变动发轫于隋朝末年。在当时席卷全国的农民战争中，士族大土地占有制受到冲击，延续了三百多年的门阀制度走向衰落。中古农奴制的主要形式覆客制趋于废弛，依附大族田庄属于贱口身份的众多农奴，摆脱了贱口依附关系，许多人转化为均田民(良口身份)[3]。到开元天宝之际，“恣人相吞，无复畔限”[4]，均田制亦告瓦解，地主大土地占有制急剧发展，贫富分化再度加剧。“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5]发生在社会底层(广大农村)的结构性变动波及到政治领域，撼动着传统的文化思想、道德观念以及社会风俗等多个层面，在唐宋之际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不断地促动着这些层面的变革。作为传统文化的文本载体，中古四部典籍的形式和内容是相对稳定的，一般并不随同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动荡而变化;但是在社会渐进式变革的大背景下，典籍文本的著述、注疏、节辑、读用、保存和流传，毕竟都同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相关联，有关的人事、风尚和趣向，或多或少地在典籍文本上留下各式痕记。这类“痕记”是历史的“雪泥鸿爪”式记忆。对它加以解读分析，就会从这些“痕记”中或隐或显、或直接或曲折地呈示出同变革时代的启动相关的某些史相脉络;有的还会带有中古向近古转进时代的特征。

　　导论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描述或勾勒这些史相脉络：

　　一、 敦煌先唐典籍及其文化意涵。

　　二、 社会文化变迁在敦煌典籍中的“痕记”。

　　三、 敦煌典籍所见敦煌地区的学术与文化。

　　一、敦煌先唐典籍及其文化意涵

　　敦煌四部籍的文本显示，中华传统典籍文化经过长期流传筛洗，至隋唐之际已形成相对稳定的主流与核心部分。它大致包括以诸经(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论语、孝经、尔雅等)、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诸子及某些文学总集为代表的典籍文本。到唐五代时期，这些典籍基本上仍然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石而存在，并稳定地传承着。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是唐代以前撰写的各类典籍注本的先唐抄本、唐初抄本，一直在敦煌行用着，一直流传到五代宋初。

　　以儒经写本为例。258卷敦煌儒经卷子的年代可分为三种情况：先唐抄本，唐抄先唐本，唐本。前两类儒典本子，适足显示出先代儒学传统由中古前期(魏晋南北朝)至中古后期(隋唐五代)的稳定传承。这里选取唐初国学所立五经(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后增周礼、仪礼、谷梁传、公羊传，并称九经)为考察对象，将五经敦煌本的情况简述如下。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