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对军权也觊觎已久。“1971年四五月份的一天，江青叫我打电话给叶群，请她请示林彪，她想参观空军飞行表演，看看军事训练情况，同时照个照片，转移一下脑子。第二天，江青、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一行六人，浩浩荡荡地来到某空军机场。”杨银禄回忆，飞行表演结束了，江青余兴未尽，又提议择时到另一个机场看空军飞行表演。两天后，江青由叶、吴、李、邱陪同，到天津附近的某军用机场看飞行表演。他们到达该机场以后，和两天前的程序相同：欢呼、讲话、捧场、合影、飞行表演。不过这次参加表演的飞机更多，规模更大，飞行动作花样也更多。江青一边看一边说：“解放军是钢铁长城，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的，也是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其实我知道，江青观看这两次飞行表演，实际上是想试一试，军队是不是听她的话，并以此在军队中树立她自己的形象。”杨银禄说。
【江青与林彪】 你来我往又互存戒心，林彪叛逃之后常做噩梦
“江青和林彪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他们既你来我往，眉来眼去，但又互存戒心，彼此倾轧。有人说江林之间是换手搔背，相互利用；貌合神离，各自心中有本账。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杨银禄回忆，他们中，如一方知道另一方身体稍有不适，不仅电话问候，还会亲自去看望，以表示关心；一方从外地回到北京，必到另一方家中看望，以表示离别之后的思念之情。
他说，江青有一段时间与叶群的关系特亲密，江青给叶群开出了一个黑名单，里面有郑君里、孙维世、赵丹、汪敬先等人的名字。叶群一看名单，马上心领神会。江青到处抄家整人，无非是想寻找与她某一段历史有关的材料并予以毁灭。“平日要求空气新鲜，要求得很苛刻，闻不得一点点异味的江青，那天亲自烧资料，因为灰熏火烤，她满脸通红，汗流浃背，流着眼泪和鼻涕。那种狼狈相是我第一次看到。”
杨银禄还特别记录了1971年9月8日，也就是林彪下达反革命政变令那一天的发生的事。当天林彪叫叶群从北戴河打来电话给江青，叶群在电话里热情地说：“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林彪同志今天给江青同志送去几个大西瓜，请江青同志尝尝。”江青看了电话记录以后，高兴得很，立即叫杨银禄回电话说：“请林副主席放心，我现在身体还好，感谢林副主席的关心，也请林副主席保重身体。”
江青收到林彪送来的四个大西瓜舍不得吃，在钓鱼台10号楼的前厅放了4天。9月12日下午，也就是林彪叛逃的前几个小时，江青特意带上大西瓜，到颐和园游玩，得意地对很多干部、职工们说：“你们看，这几个大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让我们大家一起感谢林副主席。”
林彪叛逃之后，江青惶惶不可终日。“在她身边工作的人，谁都看得出，她的精神气儿小多了，说话也少了，饭量也减了，经常唉声叹气。”杨银禄说，江青还经常做噩梦，并找他诉说：“一段时间以来，我常常做噩梦，有一天晚上梦见了死有余辜的阴谋家、野心家林彪，他那被烧焦的尸体，在大漠中站起来，跌跌撞撞向我走来，两只眼睛闪着蓝光……”杨银禄安慰她做梦不是真的，江青很着急，吩咐他立即让姚文元赶来，然后跟姚文元继续讲述她的夜半惊梦……
【江青的另一面】 生活作风严肃守规矩，曾为陈景润落泪
杨银禄也澄清了几则坊间广为流传的说法。一则是说江青有“三假”,即头发是假的、乳房是假的、屁股是假的。他说：“我作为在江青身边近六年的工作人员，可以负责任地讲，这是谣传。江青的头发好得很，黑黑的亮亮的、厚厚的。”另外，坊间流传江青“文革”期间有生活作风问题，杨银禄认为江青“不能做、不会做、没有机会做，也不敢做那种低级下流的事”.
“据说上世纪30年代，江青在上海从艺时的私生活有不少绯闻。由于那不是我亲眼所见，不知真伪，所以不敢妄加评论。自从1938年11月江青在延安与毛泽东结婚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江青就再也没有绯闻出现。可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关于江青的生活作风又出现了一些传说。说什么某某人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江青晚上来电话。‘甚至还有人写了一本书说：’一位老同志还偷偷地给我看了一张照片，上面江青等人身穿游泳衣裤，江青左手扶着姚文元，右臂缠着张春桥，在游泳池旁嬉戏，丑态百出。‘”杨银禄认为这些都不是真的。
“我知道后，打电话向传说中的’某某人‘表示问候，顺便问了他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他气愤地大声说：’有人有意糟蹋人，糟蹋江青，糟蹋我，糟蹋历史，也糟蹋毛主席的形象。我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江青住在钓鱼台几号楼我都不知道。‘”杨银禄说，只要稍加分析就知道，对江青生活作风丑化是没有根据的。“一来，江青对毛主席很崇拜，她的地位、权力都是毛主席给的，如果她背叛了毛主席，干了对不起毛主席的事情，毛主席就会被激怒，就可能抛弃她。到那时，她什么都不是了。江青是个很聪明的人，绝不会做那种因小失大的事。二来，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文革‘期间，她先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后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地位高、权力大，同时她又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如果真有那种事，有一天她不高兴了，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三来，’文革‘期间，江青身边有十名左右的工作人员，江青的一举一动都在工作人员的视线之内，她没有独自一人活动的空间，没有做不轨事情的机会和场所。”杨银禄表示，以上几点说明：“她不能做、不会做、没有机会做，也不敢做那种低级下流的事。”
关于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身着游泳衣裤照相的问题，杨银禄认为可能是误认、误传。“’文化大革命‘十年，曾经在江青身边工作过的先后有三十余人次，大家都认为江青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她的生活作风是严肃和守规矩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发现她有任何不轨行为。”
杨银禄还回忆了江青的三次流泪。其中一次是因为谢富治去世，一次是为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的表演艺术所感动，冒雪深夜去看程砚秋的遗孀。还有一次是看到一篇报道，写着名数学家陈景润在极为艰苦的生活环境中突破世界数学难题，因而感动落泪，并指示改善陈景润的居住和科研条件。
【作者简介】
杨银禄，中共党员，1967年调到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工作，同年10月调任江青机要秘书，1973年被江青打成“反革命”,下放江西中办五七学校劳动，1975年回中央警卫团。1984年起，先后在中直管理局、中办老干部局工作，曾任副巡视员。1988年退休。杨银禄是江青四任秘书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近六年）。任职期间他与江青几乎朝夕相处，对这一时期江青的了解是别人所不能及的。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