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对江青了解得并不多。粉碎“四人帮”后,坊间关于这位“四人帮”核心人物的传闻铺天盖地,真真假假,虚实难辨。在江青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任秘书杨银禄所着《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历经周转后终于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日前,杨银禄在江东中路新华书店签售该书,并接受记者专访,口述真实的江青。他表示,之所以动笔写这本书,一半是因为身边朋友劝他写下来,一半则是因为看到市面上很多书籍不够准确,“再不写就来不及啰。其实那段岁月真是不堪回首,但我觉得有义务把真实的东西记录下来。”
【江青的冷酷无常】 秘书父亲去世被疑是撒谎,护士想结婚被诬陷为林彪特务
在杨银禄的记忆里,江青是个冷酷无常的人。
他回忆,1968年1月2日,他调到江青办公室工作没多长时间,突然接到老家“父病危速回”的加急电报。第二天,又接到“父病故速归”的加急电报。噩耗传来,他悲痛欲绝。杨银禄说,回家安葬了父亲之后,由于极度悲痛,他患上了急性胃肠炎,上吐下泻,发高烧,病得不能动弹。结果因为江青怀疑身边有不可靠的人,派人把病中的他叫回了北京。
江青多疑到了什么程度?杨银禄回忆,当时江青质问他:“我问你,你前几天回老家干什么去了?”他回答:“我父亲去世了,经请示汪东兴同意,回去料理丧事了。”江青并不相信:“你父亲去世是假的,是有人故意把你支走了,是戚本禹他们把你支走的,他们好干坏事。”杨银禄赶忙解释:“别人做什么事情我不清楚。我父亲真的是去世了,你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的毛尚元同志调查,是他到我老家把我接回来的,是真是假他是清楚。”江青听了这个的解释,认为有失她的威严,大声吼道:“你在撒谎!我现在就派人到你的老家把坟墓扒开,看看尸体是不是你的父亲?如果不是,看你作如何解释?如果不是,你就犯了欺君之罪!”而且她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把筷子狠狠地往饭桌上一摔,双手叉在腰间,用更高的声音狂叫:“你,你刚刚来我这里,就敢跟我顶嘴,以后还了得,你给我立即滚出去!”
而江青护士周淑英的厄运则是由她要结婚开始的。
杨银禄回忆,江青醒着的时候,小周伺候她吃饭、吃药、喝水、吃水果、按摩、打针、洗澡、冲牙、换衣服,跟着她出去开会或活动;江青睡觉以后,小周还要为她洗衣服、熨衣服、测气温、看风向……繁重的工作和严重的睡眠不足,使小周疲惫不堪。“有一天中午,小周到机关食堂吃完饭,骑着自行车回10号楼时,由于精力和体力不支,一下撞在大树上,跌倒在地就一动不动地睡着了,直到被别人发现后,搀扶着她回到10号楼。”
1971年,小周找了一个对象,打算结婚。她想请五六天的假,拜托杨银禄去跟江青说说。但是,杨银禄知道江青与常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她最嫉妒别人结婚。没想到江青立即同意了,还送了两块布料作为结婚礼品,小周很感动。
可是,当小周离开钓鱼台10号楼的时候,江青突然改变了态度,开始大发脾气,理由是她认为在小周心目中“一个男人的地位和分量,比我这样一个政治局委员还重要。为了革命工作就不应该结婚,不应该生孩子!”
小周的厄运由此开始,1971年11月,江青突然提出叫小周到中央办公厅江西进贤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小周到了五七干校不久,江青又指使一位大人物把小周押送回京,关进一间小房子里,窗子用木板钉死,连解大小便都由两位女同志跟随到厕所。她诬陷小周是林彪的特务……”直到两年以后,毛泽东听说了此事很生气,立即指出:“江青不应该无根据地对待一个孩子,从哪里抓起来的,还放回哪里去!”
江青还爱给身边的工作人员相面,想通过他们的表情判断他们是不是“特务”、“内奸”.“她一般不高兴的时候主动给人相面,但她高兴的时候很少,不高兴的时候极多,因此,无辜的好人吃苦的也就多了。”杨银禄说。
【江青的政治野心】 常委梦一再破灭,对军权觊觎已久
在杨银禄给江青当秘书的那几年,时刻能感受到她的政治野心。
1969年4月28日,党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到了1973年8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要召开了,原来的五名政治局常委减少了两名:其中陈伯达倒在了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一年后,林彪叛逃摔死在异国他乡。这时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康生三名政治局常委了。在此期间,江青在中央领导机构中的排名节节攀升,从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如果不出意外,江青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水到渠成的事。但在毛泽东的干预和反对下,她的常委梦破灭了。
不过,江青的政治野心仍然不死。1973年下半年,因外事工作引发的“批周”风波中,毛泽东有几句分量很重影响极大的话,叫作:“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1973年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指示:要开会批评周恩来和以前与美国国防部长会谈的错误。从21日起,中央政治局每晚在钓鱼台17号楼开会,连续开了18天会议。在此期间,江青认为“倒周”的时机已到,便肆无忌惮、无限上纲上线地批判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泽东、“是错误路线的头子”;并提出增补常委的要求,企图以她自己取代周恩来或叶剑英同志。
12月9日,毛泽东分三批同王洪文、周恩来、王海容、唐闻生谈话,指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指江青)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该那样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周总理“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求,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他还说:“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位老同志和我,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了。”于是,“批周”会议宣告结束,外事工作仍然由周恩来负责。
江青在错误的时间,错误地猜测了毛泽东的意图,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提出了错误的要求,得到的是严厉的批评和常委梦的又一次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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