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六个申遗点当中，清真先贤墓、光孝寺、怀圣寺与光塔等与宗教文化有关。专家指出，海上丝绸之路是贸易交往之路，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之路。而宗教文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大兴，之后历代都有发展。

南方的佛教可能由海路传入

　　佛教始创于印度，一般认为在东汉明帝时经由中亚传入中国。史载：东汉永平七年，汉明帝刘庄因夜梦金人，遣使西域拜求佛法。公元67年，汉使及印度二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抵达洛阳。但根据汤用彤等学者的研究，南方的佛教很可能经由海路传入。专家推测，这一过程的发生一方面是印度同中国的交通往来日益密切，天竺与中国直接进行交流；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渠道，应该是佛教先向东南亚扩张，然后借助扶南等国为跳板，间接传入中国。

　　从目前已知的遗物、遗迹来说，从公元1世纪到4世纪，印度的势力沿缅甸、马来半岛进入印支半岛，这被认为是古印度人希望打通与中国贸易的航路。这种扩展的方式主要是伴随商业活动而来的宗教思想渗透。3世纪前后，小乘佛教传入斯里兰卡，这里渐渐成为佛教东传的一个前哨地。大乘佛教也在同一时期传入东南亚，4世纪后，它在东南亚地区的大国扶南等地广为传播，形成了一定规模。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交往的不断进行，佛教文化的传播逐渐成为双方交流中的重要方面。

　　5世纪时，大乘佛教在扶南得到发展。据学者胡守卫的研究，扶南与中国正式通使是从孙吴时期开始的，但在历史资料方面，有明确记载的佛教来往则在刘宋末年。当时扶南国王遣商船到广州，天竺佛教徒那伽仙想搭扶南的船回国，不料途中遭到林邑（古国名，故地在今越南中部）抢劫。扶南遂请求齐武帝派兵攻打林邑。经由这种机缘，那伽仙后来成为了扶南通中国的使者。同船而来的还有在东南亚声望卓着的博学沙门僧伽婆罗。到梁武帝萧衍时期，扶南国僧人成为译经的重要骨干，其中僧伽婆罗贡献尤着。

真谛译经 达摩开宗 智药立寺

　　梁大同元年（546年），客居扶南的天竺高僧真谛应扶南国之请，携带经论梵本二百四十夹，经海路前往梁朝翻译佛经，抵达南海，548年到达京城。但由于侯景叛乱，半年之后他便南返，辗转于各地。其间翻译出大量佛教经典，但长期颠沛流离，加之已是61岁的老人，僻处于寂寞萧条的小城，他萌发了离开中国另求理想的弘化之地的念头。只是因为道俗的苦苦挽留，他才又继续停留了一段时间，并与僧宗、法准等一批梁代知名僧人重新审订旧译的经典。561年，他乘船至梁安郡（今福建泉州），在此装备了一艘大船，准备返回家乡，不料风向转变，十二月间又漂回广州。

　　真谛在广州受到刺史欧阳頠的供养，迎住制旨寺（今光孝寺）。真谛漂泊了16年，至此才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在广州跟从真谛受业、并助译经论的僧人，有僧宗、法准、僧忍、慧恺、法泰等僧人，还有曹毗等在俗弟子。他们中不少人已经是很有成就的义学宗匠。这给了真谛很大的精神安慰，对真谛的译经事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他在广州的7年间，译出的经论及义疏等，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16年。真谛因其译经的贡献，被誉为中国佛教史上与鸠摩罗什、玄奘、不空（另一说为义净）并列的四大译经家之一。而因为真谛等一批重要译经家的努力，广州也成为中国古代可与长安、建康相提并论的译经中心。

　　南北朝时期经由海路到达广州的高僧还有菩提达摩、智药等。前者传说在今广州上下九的“西来初地”登岸，他是禅宗的祖师，对我国佛教的发展影响极大。后者502年从海路而来，溯北江而上至韶州曹溪水口（在今广东韶关），建宝林寺，这就是南华寺的源始。专家指出，禅宗、南华寺在我国的佛教历史都具有重要地位，却都是通过海路而来的高僧所传或始创，可见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在佛教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伊斯兰教在广州率先传播

　　到了唐代，除了佛教文化的交往依旧频繁，西亚的伊斯兰教、祆教、摩尼教等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广州成为主要传播通道和流行地区。

　　广州作为唐代最早开辟市舶贸易的港口城市，也是最早有外侨定居的地方，其中以来自阿拉伯国家和波斯地区的蕃商为数最多。“蕃坊”的出现，使伊斯兰教文化以直观的生活形态最先传入广州。广州现存的怀圣寺、光塔、清真先贤古墓独有的建筑形制以及阿拉伯人日常的风俗习惯，都向岭南地区的沿海居民传递了独特的伊斯兰教文化。

　　怀圣寺在今光塔路，位于唐代广州蕃坊的中心区域，是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后最早建立的清真寺之一。始建年代有唐代、宋代两说，仍有待进一步考证。寺内光塔高36.3米，具体修建年代不详。怀圣寺与光塔寺塔合一，是唐宋以来到广州贸易以及定居的阿拉伯商人最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

　　位于桂花岗的先贤古墓安葬着唐代至清代数十位穆斯林名人。参谒此处被视为一次“小朝觐”.根据现存的先贤古墓墓碑，从清代开始就有许多中亚、西亚的穆斯林专程到广州朝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