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的《新青年》除了批判孔教思潮，大倡新文化运动外，开始专题讨论妇女解放问题，内容涉及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女子教育等方面。尽管如此，男女同校读书、公开交际仍然被视为禁区，认为有伤风化，有的女校直到1920年还要检查女学生的信件，不准女生往校外打电话，甚至规定女校男教师须年满50岁，留胡须，讲课时不准看女生。由此可见，真正的妇女解放人格独立在那时期仍然阻力重重。

　　1919年5月19日，一封由兰州发出寄给时任北大校长、教育家蔡元培（字孑民）的《建议男女同校书》像一道闪电划过漆黑的夜空，掀开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新纪元。这个上书者就是27岁的陇上才女邓春兰。

　　生长在一个开明知识分子家庭的邓春兰，  自幼读书，勤学好思，虽有幸福、宽裕的家庭生活，但她渴望“服务社会”,追求新知，充满着民主主义思想。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邓春兰勇敢地提出“妇女争平等”的呼喊。她上书蔡元培的信中，认为“职业、政权一切平等”,要“以教育平等为基础”,在“国立大学增女生席”、 “实行男女同班”.十分不巧，邓春兰的信寄到北京时，正值“五四”运动遭反动派镇压之时。为此愤而辞职的蔡元培于5月10日离京南下，上书未到蔡元手中。

　　邓春兰并未因此消沉。1919年6月，北京女子师范在甘肃首次录取六名女学生，邓春兰荣列其中。在7月25日启程进京之际，她又拟《告全国女子中小学毕业生同志书》，为女子进国立大学大声疾呼：“欧战告终，西半球之女子，多因助战功勋，实行获得参政权利，出席国会，为议员者已有多人，将见其女总统出现矣。反观我国教育，尚未平等，遑论职业，更遑论参政。相形之下惭愤何如？”  “鄙意以为与其依赖他人之提倡，何如出于自身之奋斗！天下安有不耕耘之收获哉！……教育当局受其他方面之压制，而不肯解除女禁者，则联合同志用种种方法，以牺牲万有之精神，至百折不回之运动，务达我目的而后已……”

　　此告同志书后附致蔡元培的信。邓春兰请在北京的蔡晓舟转报界。这一发自妇女本身的最强音，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巨大的反响。就在邓春兰7月25日赴北京的途中，北京、上海许多大报刊发了邓春兰的呼吁书及致蔡元培校长的信。北京《晨报》8月3日刊登了《邓春兰女士来书请大学解除女禁》，上海《民国日报》8月8日以《邓春兰女士男女同校书》为题将她的呐喊公布于社会。8月27日，邓春兰抵京，在北京女子师范补习班就读。因已婚者入女师幼稚班，邓春兰不想入幼稚班，所以就先在补习班学习。

　　与此同时，响应妇女解放和男女同校的争论激烈地展廾着，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等着名人物也撰文支持。邓春兰的呼声适应了时代潮流。I920年2月，北京大学首开女禁，第一次招收了九名女生人文科旁听，邓春兰成了北京大学的第一批女学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