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鳞纹秦公鼎

　　鼎原本是一种烹饪器，后来发展为古代贵族社会青铜礼器中的主要食器，在祭祀或宴享时用以盛放肉类。因此鼎最能反映主人的身份和权力，成为"明尊卑，别上下"的实物标志，甚至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周代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用鼎制度，即依据贵族的等级，规定其所享用的鼎数，并以鼎为主体，配置其他食器。如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等等。一般情况下，大小不等的若干鼎并陈使用，称为"列鼎".大堡子山秦公陵区出土鼎甚多，也均大小不一，合乎周制。

　　此鼎高41厘米，耳宽42.3厘米，腹径41厘米，口微敛，折沿平唇，宽厚方立耳略外倾，浅垂腹，平底，三蹄足带扉棱。颈部饰含目窃曲纹，颈以下饰三排垂覆式重鳞纹，耳饰长短时间的重鳞纹，足上部饰变体兽面纹。器腹内壁有两行六字刻铭："秦公作铸用鼎","秦"字下部双禾而省曰。这种宽垂腹、粗蹄足、方立耳鼎式，为西周后期到春秋早期的器型，腹壁垂斜度特大而腹特浅，则为秦鼎常见特征。主饰重鳞纹及足部之扉棱，都显示出此鼎为该陵区器物中时代较早者。

　　此鼎以及该陵区所出其他青铜器表明，从铸作工艺到形制类型，秦人皆师法周人。尤其是纹饰与铭文风格，几乎全是对周器的承袭。只不过那时秦上升为诸侯的时间尚短，其青铜铸造技术还未臻成熟，没有完全掌握周人已相当熟练的内范悬浮法，器底垫片较多，器壁厚薄欠均匀，纹饰与铭文也缺优秀周器那种流畅典雅的神韵。但主要纹饰采用窃曲、重鳞、波带、兽面等，却完全是当时周器流行的纹样。铭文风格同西周晚期字体略有差别，布局也不十分规整，但笔势劲挺，字态秀丽，已无波磔，与西周器《虢季子白盘铭》的风姿一脉相承，实开日后玉箸体的先河。

　　波带纹鼓腹鼎

　　鼎高20.5厘米，口径23.1厘米，折沿平唇，口微敛，方立耳，鼓腹，浅腹，浅弧壁，圆底较平，三蹄足。腹壁上层饰含目窃曲纹，下层饰波带纹，两耳饰重鳞纹，蹄足上部饰兽面纹。此鼎浅腹、粗蹄足，体现了春秋秦器的基本特征。纹饰颇具个性：其窃曲纹虽含目，但目形之左右图像并不对称，细审之，实乃一变体凤鸟形象，只不过夸张了其华丽修长的冠羽而已。足上部所饰兽面纹构图繁复，全无商周时代兽面纹恐怖神秘的气氛，已呈明显的图案化倾向。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秦人的青铜工艺虽袭周之传统，但在器型与纹饰上已有变化，正在形成秦人自己的特色。

　　蟠（虫兀）纹、凤鸟纹编钟

　　编钟是盛行于周代的一种打击乐器，分斜挂的甬钟和直悬的纽钟两类，后者时代晚于前者。编钟的基本形式是有一个含瓦形扁体共鸣箱。一般编钟都有两个敲击点。产生不同音频的两个音，一个音在鼓部中心位置发生，一个音在鼓侧发生。这样，在钟的枚数较少时，亦可秦出较完整的音阶。大小不同的几枚钟，按次序配列为一组，故称"编钟".早期的编钟，多以三枚为一组；后来枚数渐增，甚至有十余枚为一组者。秦人西垂陵区所出这套编钟共9枚，分组情况不明。依次察其尺寸比例，疑其间尚有缺失者。

　　最大一钟，高25.5厘米、铣距16.8厘米、舞宽14.7厘米；最小一钟高14.5厘米、铣距9.7厘米、舞宽8.5厘米。这是一套阔腔短纽浅于式编钟，钟体宽而于弧浅，扁方体矮纽，三排乳枚间夹两条篆带。篆带饰细密的蟠（虫兀）纹，鼓部正中饰图案繁丽的对凤纹，纽上饰类似蟠（虫兀）纹的双线对曲纹。一般认为，蟠（虫兀）纹饰大量出现在春秋中、后期，但秦国的情况较特殊，春秋早期的秦器上，即常用勾连状蟠（虫兀）纹。这套编钟即为一例。秦人为东夷鸟图腾部族的后裔，秦文化中表现出鲜明的鸟崇拜情结，故秦人器物上喜用凤鸟纹饰，在钟、（钅甫寸）等乐器上尤为多见。 这套编钟鼓部饰对凤纹，亦为一例。此钟钲面除锈颇重，细察似有铭文隐痕。鉴于编钟系公安部门在陵区当地的缴获品，故有可能是盗墓者因除锈方法不当而将铭文给"除"掉了。

　　蟠螭纹、兽面纹（车口）辖

　　马车在古代上层社会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先秦，贵族们作战、巡行、出访以及日常社交活动，都离不开马车。当时盛行车服制度，马车的规格与装饰被划分为若干等级，人们只能按自己的身份乘用相应的马车。因此，马车和青铜礼器一样，也是贵族们显示地位与权力的标志。马车的关键部位是轮与轴承。为了保护、加固轴头而套装在车轴两端的筒形器，叫作"（车口）";（车口）和轴端有长方形横穿孔，插入此横穿孔将（车口）固定于轴端的条状器，叫作"辖".（车口）辖配合使用，除了保护轴头外，还起防止车轮脱落的作用。

　　这是一对春秋前期的青铜（车口）辖。（车口）长13.2厘米、口径5.5厘米、辖长11.2厘米。（车口）中部饰三周横沟纹，（车口）端饰一周横列式重鳞纹，横沟纹与重鳞纹之间，饰蟠螭纹。辖的销挡铸作有角的兽首，销尾为斜面。秦人自古以善畜马御车着称。对马车的制作与使用，有久远的传统。两座秦公墓皆配有规模相当大的车马坑，其中一座车马坑长达110米。在西汉水南岸圆顶山秦墓区发掘的中型贵族墓，也配有车马坑。所以，流散于社会并常见于文物店柜摊点的秦车马饰件，数量甚多。其类型之纷繁，制作之精巧，常令人惊叹不已。

　　口唇纹羽瓣形金饰片

　　韩伟先生曾在1995年第6期《文物》上撰文，介绍他在巴黎所见出土于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墓的一对金虎和各种金饰片。其中有8件金饰片为（氐鸟）枭形，高达52厘米，宽32厘米。（氐鸟）枭钩喙、环目、凸胸、屈爪，通体饰变形窃曲纹。余为多种形制与纹饰的小型金饰片，有口唇纹鳞形者，有云纹圭形者，有兽面纹盾形者。据说数量甚多，仅韩先生过目者即有34件。韩文发表后在文博界引起不小的轰动，秦西垂陵区问题开始受到社会关注。这类小型金饰片，甘肃省博物馆也陆续征集到近20件，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对该陵区进行清理时，又获得盗余的金饰片7件。它们大小不一，一般长度在7.5至12.5厘米间，宽度在3.8厘米至9厘米间；最小的一种饰竖条纹，长4.2厘米、宽1.1厘米。在以上所述三批已知的金饰片中，以口唇纹羽瓣状（即韩文所谓"鳞形"）形制所占比重最大。这里所介绍的即为此类金饰片中的一件，它长11.9厘米、宽8.8厘米，略呈长方形、但有一短边作流波状，恰似四则运算算式中的大括弧。与之相对的平边一端的两角处有不规则穿孔，显然是曾被钉于木质器物上而留下的钉痕。片内以冲压技法造纹饰，外层饰两周与金片轮廓平行相似但一端不封闭的口唇纹，内饰两组重环式口唇纹。一角存有朱砂残迹。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