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高等学堂师生在学校牌匾前的合影老照片。 兰州一中供图

  1902年，甘肃有了第一所新式学堂——甘肃高等学堂。

  在坊间，它被亲昵地称之为“文高堂”，也被叫做“兰州一中的前身”。2012年9月29日，陇上名校兰州一中将举行隆重的建校110周年纪念日活动。

  从创办到1911年停办，虽没几个年头，但却是它开启了这座城市的近代史。

  110年前的檩条

  110年前的一个历史细节，从一根落满灰尘的檩条上得以再现。

  幸存的檩条是1902年甘肃高等学堂校舍建筑构件。

  承担着撰写百年校史重任的原兰州一中副校长张启明在学校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这根3米多长的檩条。

  “檩条是中国古建筑中架设于两幅梁枋之上承载椽子的圆木，过去修建房屋都要有这样一个或多个檩条的，传统的房屋安装檩条象征着房屋结构即将完成，就像我们都知道的有一种叫‘上梁’的传统：挑选黄道吉日，给檩条披挂红绸、书写年月。”看到这根檩条后，张启明有一种很眼熟的感觉，忽然间他就想到了从他自己1962年进入兰州一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兰州一中老校园建筑被拆除，在游走于校园近30年的时间里，那根檩条就一直安静地悬置于那座过厅的屋脊上。

  张启明甚至还想起了这根檩条是怎样幸存下来的。

  “当时拆房子的时候，一位姓雷的老师从一堆瓦砾之中看到后捡起来交给了学校图书馆。”眼下，张启明将这根檩条视为“传家宝”，称之为“是文高堂，更是兰州一中的身份证”。不过他也承认在藏身于图书馆的几十年中，几乎没有谁意识到这根檩条的历史价值。

  价值在檩条上的那一百多个文字上。

  张启明详细解释了檩条上记载的内容。“甘肃高等学堂为陕甘总督崧蕃所创建。他是满清一品大员（头品顶戴），集行政、军事、监察大权于一身并例兼兵部尚书的‘部堂’，筹建者计有总督下属大员，分管民政、财政的布政使何福堃，分管司法的按察使黄云；有大区的首长兰州道荣霈、西宁道胡孚骏；有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提调补用知府杨增新、兰州知府庆恕；尚有知州、县知等官员，共计18人。”张启明说，檩条上记载的高等学堂创建者和参与者品位高，人数多，由此足见其对大学堂建造的重视，也充分显示了高等学堂在当时所处的重要社会地位。

  起于紫禁城的那股席卷全国的“新政”之风，也吹到了偏于一隅的甘肃。

  “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清朝廷颁布的涉有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新政’措施事实上在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极力反对下并未得到落实。1901年，面对八国联军大举入侵和满族贵族统治行将崩溃的局面，慈禧太后捡起了曾经被她从光绪帝手中扯下的变法大旗，发布上谕，实行‘新政’。”兰州大学特聘教授、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金钰铭说甘肃高等学堂的创办，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它的创办是按照清政府的“新政”诏令，与全国各省同时起步的。

  新教育发轫者

  在甘肃推行“新政”的第一位陕甘总督是崧蕃。

  这位在兰州呆了5年的封疆大吏并没有像他的继任者升允一样留下照片，不过他却留下了比其继任者好的名声。

  “走了个松泛（崧蕃），来了个呻唤（升允）。”这是流传于坊间的兰州方言中的一个民谣，它用谐音的方法，影射清末的这两位陕甘总督，用极精确的语言，概括了二者截然相反的施政作风，反映了老百姓在其治下的不同感受。

  金钰铭说，在兰州方言中“松泛”音谐“崧蕃”，民谣的第一层含义说崧蕃为政宽松，老百姓负担轻，不感到紧张。“呻唤”兰州方言音近“升允”，就是普通话中的“呻吟”。崧蕃调任闽浙总督，升允接任以来，一改前任宽松、简平的施政作风，代之以厉行“新政”的猛烈做法，以致经费大缺，于横征暴敛中大大加重了绅民的负担，使之痛苦不堪，“呻唤”不止。

  有种说法：崧蕃是在庚子年随扈慈禧太后、光绪帝西逃至太原时调陕甘总督的。不过在金钰铭眼中，崧蕃的陕甘总督是怎么当上的不足为重，重要的是这个满州镶蓝旗人，虽然只是个举人，但却是个思想先进、做事有韧劲的满清官吏，这是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里不多见的。为甘肃新教育发轫之始的甘肃高等学堂便是崧蕃在兰州几年中最为人乐道的功绩。

  “在这个新式学堂之前，我们这里就是以兰山书院为首的四大书院。这类书院有很多局限性，比如学生数量很有限，教学管理方式陈旧，最重要的是它的培养目的是以‘学而优则仕’为方向的。”所以，金钰铭认为崧蕃创办甘肃高等学堂尽管是跟随全国“大气候”，但如果没有他这个人，像甘肃这样地域偏僻、风气落后之地，新式学堂或许会出现，但是至少不会和全国同步，更不会办成在西北地区首屈一指的模样。

  崧蕃的重要性，体现在他独到的眼光和超人的胆识中。

  一百多年前的兰州，“夷人”还是老百姓眼中口中的“怪物”，在这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是从甘肃高等学堂开始践行的。当时学堂里的新型科目和外国语种由日本人、比利时传教士、俄国人等国外教习传授。

  “甘肃高等学堂第一任总教习也就是第一位校长是刘古愚，在戊戌变法前后，刘古愚是全国维新的领袖，和康有为齐名，有‘南康北刘’之誉。而这样的一代宗师能来到甘肃施教，就是崧蕃的功劳。”金钰铭说，当时和崧蕃一样向刘古愚发出了担任大学堂总教习邀请的还有四川总督锡良。“后来刘古愚先生选择了甘肃，试想若没有崧蕃的力邀，会是怎样的结果？”

  1903年2月一个春寒料峭的早上，当刘古愚挈妇将雏地出现在兰州城时，崧蕃早已率领地方官绅恭候多时了……

  金钰铭进入“甘肃高等学堂”的时候是1970年，此时早已没有了“甘肃高等学堂”的名号，有的只是尚且保留在世的学堂建筑物。在金钰铭的记忆中，校园是由一个个四合院相套的，不同的四合院冠以东、中、西院之称谓，作为新生，金钰铭最初是在东院的教室里上课。后来，金钰铭才搞清楚，相当于大学预科的甘肃高等学堂从创立之初学生在哪里上课是有讲究的，新生先在东院上课，随后到中院，最后才是西院。“西院的教室环境是最好的，房子高而大，且还是最为安静的，最适宜读书。”

  据说，甘肃高等学堂的那一区三院的建筑群是在半年时间里建造好的，最初是在如今贡元巷的兰州举院中靠借用这里的几间房子维系的，这种窘迫在几个月后被改变了，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秋，位于省城通远门外畅家巷一区三院的新校舍竣工，刘古愚率领甘肃高等学堂师生迁入。此时，距离从确立甘肃高等学堂地址到落成仅仅几个月而已。

  两位翘楚校长

  1897年，当一个名叫刘尔炘的兰州在籍翰林辞官走出紫禁城时，远在千里之外的长沙“冒出”了一座培养维新人才的新式学堂，它就是由谭嗣同等创办的时务学堂，梁启超、李维格等人担任中西文总教习。

  6年后，这位后来成为甘肃大儒的刘翰林也走进了这样一座新式学堂——1903年，在刘古愚因病去世后，刘尔炘接过接力棒，成为甘肃高等学堂的第二任总教习。这一年，甘肃高等学堂改名甘肃文高等学堂。

  按民间的说法刘古愚先生是“活活累死的”，从任职总教习到去世，他在甘肃高等学堂总教习的位置上也就仅仅坐了8个月，而甘肃高等学堂办学的基本框架和蓝图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描摹出来的。“他提出‘大力兴学’、‘全民教育’、‘实业救国’的主张以及‘救国之贫弱’的观点。”张启明觉得刘古愚先生这些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的主张无异于我们现在的“教育是立国之本”的提法。

  “刘古愚去世几年后，文高堂的一些门生在兰州东门外为他竖了一块‘教思碑’，碑文记载其一生，可惜的是此碑随着城市建设消失了。”

  刘尔炘进入甘肃高等学堂时，如今81岁的刘宝厚教授尚未出生。说起父亲在文高堂的四年，刘宝厚最以其治学思想引以为豪。“他主张中西课程兼学，尤其主张通经致用。他在《劝学迩言》中说，读经要‘发明经旨，仅诸身心，见诸事业’。‘不以书为圣贤之空谈，而以书为圣贤之实事，不以书为词章考据之资，而以书为立身行事之准’。饱读四书五经的他对西学也有浓郁的兴趣，在研习《梅氏丛书》和《数理精蕴》的基础上，还给学生讲授数学课。”

  后来者认为，刘尔炘“求实学”的治学思想和刘古愚是一脉相通的。而也正是这样的一脉相承延续了甘肃高等学堂的治学新风。

  精英门生

  有名师就会出高徒。

  在坊间，那些“文高堂”的门生都被冠以“文高堂出来的”，这是个包涵着仰慕尊重等多重意味的称谓。甘肃文高等学堂初创时期条件差，设备简陋，但作为其总办、总教习和教习大都具有崇高社会声望和渊博知识，幸运学子不但得到了严酷的历练，最早接受了维新思想和新学的启迪和浇灌，而且获得了刘古愚、刘尔炘、慕寿琪等高师的拳拳教育和培养，使学堂涌现出了一批新锐和奇才。

  水梓等人著述的《甘肃文高等学堂的片断回忆》一文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名叫栗振声的学生，于考试时“夹带”，被日籍教员岗岛诱踢伤了腿，为抗议日本教师殴打学生，来自正宁的学生赵元贞带头签名呈文总督并组织罢课，最后此事以岗岛诱在讲堂上向学生道歉收尾。

  后来，这个带头抗议的学生赵元贞很是“出息”。1908年时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被选送北京入了京师大学堂。1913年夏毕业后，因学业优秀而被选派美国公费留学。先后在加利福尼亚等大学学习，并获采矿和冶金工程师学位，后来又获冶金学博士学位。

  在如柏敬堂这样一些老兰州的心里，赵元贞这个留过洋的“洋博士”身上没有一点洋派作风。“这个人什么时候都是一件呢子大衣，一双旧皮鞋，一把雨伞和一个拐杖。听说那个大衣还是美国留学时买的。解放后担任甘肃省教育厅副厅长的时候，给他配了一辆小车，可每次车来接他时，他总是拒绝，所以人们常常就在街头看到这样一幅景象：他走在前面，小车跟在后面。”他在1939年创办了兰州志果中学（兰州二中前身），在学校经费困难时，他将自家52间房屋捐出救急。

  百年前，培养了赵元贞这般英才的甘肃那所新式学堂已经远去，但就像张启明所言，学堂值得研究挖掘与秉承的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