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丝绸之路-影响
　　驰骋在草原上的马背民族



　　在北方草原地带，游牧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游牧文化，并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我国的中原地区和西方国家进行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对开通和繁荣草原丝绸之路作出了很大贡献。当北方游牧民族遭遇内困和外来打击，其势力逐渐衰退之时，都要进行西迁。北方游牧民族的西迁现象并非偶然。当一个游牧民族的势力强大之时，都要占据整个北方草原地区，并且紧紧依靠中原地区的农耕经济而生存，而原先占据草原地区的民族必然另寻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北方草原地区的东、南、北都不适宜游牧民族生活，只有沿草原丝绸之路的通道向西发展，如匈奴、回纥、契丹等便属于这种情况。匈奴于公元48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归附汉朝。北匈奴经历连年的严重天灾，又遭到南匈奴、乌桓和鲜卑的攻击，社会经济极度萎缩，力量大大削弱。公元91年，汉朝派大将耿夔出居延塞（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居延海一带），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北匈奴单于率领一部分人众西迁至乌孙的游牧地区，后又迁到康居、阿兰聊（顿河以东至伏尔加河之间，南到高加索山脉之地）。北匈奴入阿兰聊以后，揭开了入侵欧洲的序幕，并开始扮演推动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要角色。公元840年，回鹘政权灭亡后，大部分人分三支向西迁徙，其中主要的一支迁至今葱岭以西。这一支回鹘人于公元10世纪在葱岭以西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公元1124年，辽朝被金朝覆灭之际，契丹皇族耶律大石率部北趋，沿草原丝绸之路西迁至中亚地区，征服了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花剌子模等政权和乃蛮、葛逻禄、康里等游牧部落，威服今新疆和中亚地区，这就是历史上的西辽政权。西辽政权共统治了80余年，经过辽朝二百余载的文化熏陶，在保持了正统的游牧民族文化的同时，包括儒家思想、汉语言文字、中原典章制度及生产方式在内的汉文化已经成为契丹文化的主要支柱。因此，西迁中亚地区后，并未被当地伊斯兰教文化同化，反而使契丹民族的文化和汉文化对当地造成很大的影响，让西方国家领略了东方文化的魅力。所以说，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沿着草原丝绸之路的西迁，不但加强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还对东西方经济贸易的沟通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促进了东西方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在考古方面，无论是发现的古代遗迹，还是出土的文物，有许多方面都能反映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内涵。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是东西方文化交往的汇集地，有很多出土文物体现出文化的多元性。如金银器这种贵重金属制造的器物，往往被古代上层社会所拥有，最能表现文化的外化形态和内在形态，在草原丝绸之路的综合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于公元前2000年就发现了金器，经过初期的发展，到匈奴统治草原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契丹建立辽政权后是草原金银器发展的鼎盛时期，至元、明、清时，金银器逐渐大众化。北方草原金银器在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中原地区、南方地区和西方国家的文化因素，充实了自己的文化内涵。中原地区和西方国家的文化在草原金银器中的表现最早可追溯到夏代晚期至春秋中期，而以战国时期匈奴的金银器体现最为明显，如流行于北高加索、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和阿尔泰艺术中的怪兽纹，就在匈奴金银器中有很多表现。魏晋十六国以后，印度、罗马、波斯、粟特等文化因素大量渗透到北方草原金银器中。同时，中原地区流行的文字符号、牡丹纹、莲花纹、龙凤纹、规整的装饰手法、制作工艺等，在北方草原金银器中也有非常明显的反映。而北方草原金银器的装饰手法、器物造型、纹样类型等对中原地区的金银器也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以考古学中的器物类型及相关民族文化为切入点，来研究草原丝绸之路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的诸多问题，是草原文化研究的主要内涵和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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