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是维系伟大民族精神的文化根脉，是激励人类不断进步的宝贵精神财富。举世闻名，被称为“千古巨制、文化渊薮”的《四库全书》，则是这些古典文献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集中国古代文化经典之大成，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文明的历史鉴证，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和学术研究价值，在世界文化宝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目前，仅存三部半之一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自1966年10月移藏甘肃以来，我省按照国家对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要求，以对珍贵古籍文献高度负责的精神，投入巨大人力、财力、物力，修设专库、配置设备、建筑新馆，采用现代科技手段，不断改善和优化保护条件，营造了一流的藏书环境。又经过几代“护宝人”的精心呵护，确保了文溯阁《四库全书》的绝对安全，为其永久保藏及传承利用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文溯阁《四库全书》之流传及拨交甘肃始末

　　文溯阁《四库全书》是内廷四阁《四库全书》之一，是七部《四库全书》中，继文渊阁本之后修完的第二部，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一月二十八日。全书共计3477种，6144函，36315册，79897卷(据2001年6月，甘肃省图书馆“文溯阁《四库全书》清点册”统计)，在文溯阁《四库全书》尚未缮写完之前，北京故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藏书楼，已于乾隆四十年(1775)前后陆续建成，沈阳故宫文溯阁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开始修建，当年竣工。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文溯阁《四库全书》缮写工作还在进行，运送沈阳入库庋藏之事已由军机处安排妥当。因北京至沈阳路途遥远，为防止书籍运送途中受损，决定全部书册不用车载，雇用抬夫四、五百人分五批抬运。自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月十六日，第一批起运，十一月十三日运抵，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三月二十日第五批运达，历时五月余日。运书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史料所载，曾发生过这样两件事：

　　一件是按照事先规定，沿途每经过一县，由该县雇用抬夫，负责本县境内的抬运，为此，途经各县无不尽职尽责，精心运送。然而当第一批书运出山海关，到达广宁县(今辽宁北镇县)时，该县知府杨鹏翮不但雇用抬夫不及其它各县，而且在第三日运到一个叫车拉门的地方时，抬夫竟将五、六抬书箱抛掷路边雪地，四处逃散。第四天到达新民屯时，抬夫又将不少书箱随意扔在一个村子里，并且未派一人看管，险些造成书箱损坏，书册遗失。由于杨鹏翮运送工作消极懈怠，未尽职守，两次造成《四库全书》安全隐患，被盛京兵部侍郎伯兴参奏乾隆皇帝，将其革职查办。另一件是在前两批书运送过程中，负责押运的通永道李调元，沿途听任家人及随从人员索要、收受贿赂，每日餐饮住宿必请大小戏班助兴伺候，因其挥霍淫逸，引发众怒，被和坤等几位大臣联名举报乾隆皇帝，也被革职查处。乾隆皇帝对这两件事的处置，在文溯阁《四库全书》保护史上，留下了一段严明法纪、惩治腐败的佳话。

　　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运到盛京，书阁合一后，与其他几部《四库全书》一样，也经历了坎坷的命运。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10月，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沙俄帝国侵占东北三省，文溯阁院内建筑沦为俄军马厩和炮兵营房，《四库全书》39卷被窃。1914年，北京政府下令调运盛京皇宫文物进京陈列，时任奉天督军的段芝贵，为了讨好即将称帝的袁世凯，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到北京藏于故宫保和殿。1922年，清室废帝傅仪以经济困难为由，打算将文溯阁《四库全书》低价出售给日本人，价格议定120万元。消息传出后，全国震惊，以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为代表的各界人士竭力反对，盗售日本计划流产。1925年，东北筹办奉天图书馆时，文溯阁《四库全书》经当地教育会会长冯广民及张学良将军等诸多有识之士积极奔走，多方争取，于同年8月才将书又运回沈阳文溯阁。经历这次西迁运复。文溯阁《四库全书》散失现象更为严重，据当时清点缺书达16种、72卷之多。1926年夏天，东北地方政府依照文渊阁抄补之例，特聘著名人士董众、谭峻山负责，雇请二十人去北京故宫博物院，依据文渊阁本补抄，至1927年完成。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文溯阁《四库全书》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当时的伪满国立奉天图书馆，历时六个月，对本阁图书进行了彻底检查，于1934年派人赴京依据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对原补抄时缺漏的3种12册书进行了又一次补抄。至此，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才又恢复完整。由于文溯阁藏书楼年久失修，出现渗漏现象。1935年在文溯阁院内西南部新建一幢钢筋水泥结构的二层楼书库，称为新阁，1937年6月竣工后，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及《古今图书集成》全部移藏新阁。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