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地区，是汉代防御匈奴的一个重要地区，因此，汉王朝在这里设置了许多烽燧亭障。居延汉简主要就是在这些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因这一地区在汉代属张掖郡，所以也有学者将居延汉简称为“张掖汉简”。
（一）居延汉简的发现
到目前为止，居延汉简的大批量发现共有三次，即３０年代、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各一次，现将有关情况叙说如下：
在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外国考察家、探险家相继来我国考察、探险的活动中，瑞典人斯文赫定也曾多次来我国西北考察。１９２６年底，当他再次来北京，与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了协议，准备赴西北考察的消息传出后，全国舆论大哗。１９２７年３月５日晚，北京学术界集会，反对西方探险家到中国考察，呼吁禁止外国人进行考古发掘，掠夺珍贵文物，禁止外国人在中国领空飞行。并提出，中国的古生物、考古、地质等资料应由中国人自己研究，这些资料属中国财产，应由中国的博物馆收藏。同时，北京学术界发起签名活动，揭露西方探险家掠夺中国考古及其他学科的材料。然而，对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之心，腐朽的北洋政府置之不顾，反而全力支持斯文赫定。中国学术界为了加强团结，共同抗议政府的无条件批准，北京大学考古学会、清华研究院、历史博物馆、京师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画学研究会、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央观象台、天文学会、地质调查所等在京的十几个学术团体联合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并直接与斯文赫定进行磋商。正是慑于学术团体协会的威力，北洋政府外交部次长王荫泰致函斯文赫定说：假如学术团体协会极力反对，政府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可能收回１月１日签署的同意考察的文件。
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经过４０多天的频繁接触、会谈与磋商，双方于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６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了签字仪式，与会者有期文赫定、周肇祥、马衡、黄文弼、刘半农、徐炳昶等。周肇祥、斯文赫定分别代表中瑞双方在协议上签字，达成了一项包括１９条内容的新协议：决定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领导下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设中国及外国团长，由斯文赫定任外国团长，北大教务长徐炳昶教授任中国团长，参加的中外科学家各占一半，禁止将文物带到海外，采集品留在中国；本办法之解释，应以中文为准。协议的签订，使中国学术界异常振奋。《大公报》和《世界日报》详细报道了事情的经过，并汇集舆论反映，指出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力量防止文物被“巧取豪夺，潜运境外”。刘半农径直以“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垮台了”的词句率直表达了自己的喜悦心情。事后《大公报》曾这样写道：“尤有一精采之处，即该协议之解释，须依中文为准，开我国与外人订约之新纪元，当此高唱取消不平等条约之秋，望我外交当局一仿行之。”
居延汉简的第一次发现，就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果之一。
１９２７年５月９日，考察团从北京出发。据《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记载，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２４日，黄文弼先生携助手庄永成在居延一土堡内发现了一枚汉简，第二天又在该地发现了三枚汉简，并根据考察推断说：“此地如细掘，必可多得木简，决不止此也。详考字迹，与斯坦因等在玉门旧障所掘得者，疑皆汉晋故物。”
黄文弼先生发现这几枚汉简后，再未进一步进行发掘，而是转入其他地区考察了。居延汉简的大批发掘及其重大学术价值的发现，是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率我国采集员靳士贵在额济纳河流域的考古成就。１９３０年４月２０日，贝格曼找到了一枚汉简，不久又发现了大批简牍。考察团在居延地区共发掘６０区，主要的有２１区。出土文物非常多，计５８６包，有木简者４６３包。发现汉简的地区在东经１００°至１０１°，北纬４１°至４２°的破城子、大湾、地湾、瓦因托尼、查科尔帖等古尼延烽燧遗址中。发现汉简共１４０００多枚，当然，这里面包括了一些碎片，因为贝格曼的工作非常细致，他把木简碎片（即所谓“木朴”），也都收捡起来，系上红绳小签，用银箔纸包好，装在纸烟金属盒中。后来在整理过程中，择其大片的编号，过于残碎者就仍然保存在盒子里，写了浮签编为一号。因此，比较完整的汉简约１０２００号。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