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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地震，洪水，泥石流……2010年，天灾以空前密集的程度折磨着中国这片本已伤痕累累的土地。而两年前那场空前井喷的慈善热潮，也在这一年屡屡考验着中国人的团结和绵绵持续的爱心。
令人欣慰的是，今天，捐款仍在继续，救灾仍在继续，国人的慈善热情仍在继续。但在这份热情背后，对善款使用的怀疑也一样如老生常谈般在继续。
当普通民众的慈善热情，频繁遭遇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信任或猜疑，都将注定会影响中国慈善业健康前行的脚步。
捐赠高潮背后的慈善危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雪莲发自北京 对中国来说，2010年的春夏，注定不同寻常。
玉树地震的悲伤还未消散，甘肃舟曲又遭泥石流袭击；南方春季大旱的场景尚历历在目，肆虐吉林的洪水又席卷而来。频繁的极端天气在掠走上千人生命的同时，也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和普通公众出了一道新考题。
8月15日，举国向舟曲县特大泥石流遇难者志哀。与此同时，新一轮的捐款赈灾热潮也再次拉开序幕。一时间，人们熟悉的场景再次出现在镜头中：来自四面八方的爱心涌向舟曲，捐助的款项和物资持续不断驰援灾区。
在这轮捐赠高潮中，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小宋却陷入了纠结中。
个人“被捐助”的疲劳
此刻，小宋坐在电视机前，紧张地关心着现场救灾的分秒进展，但一想起周一遇到的事情，他就有些“不舒服”。
8月16日，刚刚结束休假回到单位，小宋就接到了向舟曲捐款的通知，这既令他无奈，又在意料之中。玉树地震时，单位曾要求每人捐1000元，这差不多是小宋月收入的五分之一。令小宋郁闷的是，在单位那次统一组织捐赠前，他已经主动向红十字会捐赠了数百元。
这的确是一个尴尬的现实。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发生后，不少企事业单位按照过去习惯的方式统一组织捐款，然而，由于捐款渠道混乱或者很多个人早已提前捐款，导致重复捐赠现象不时出现。例如以工作单位或学校为平台统一募集后，又可能出现社区再组织捐款的行为。“本来是自愿献爱心的事情，却变成了被捐款，确实有点无奈，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规范捐款渠道，整体衡量捐赠人的捐赠额度，多提倡个人慈善行为，少一些统一组织。”小宋建议道。
湖北人王晓雨则有另外的担心。王晓雨坦言，自己一直不是一个捐赠积极的人，这源于少时的亲身经历。“1998年我家乡发洪水，新闻报道说我们乡收到很多捐款，但实际上到我爸妈手里的几乎没有，只有各地送来的救灾衣物，但也是村干部及其亲属淘汰剩下的。”王晓雨说。“如果没有贪污，没有滥用，我们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捐赠，可是又很担心一片爱心只是养肥了贪官。”
捐还是不捐？一些在捐款面前纠结的人，大抵有着和王晓雨相似的心理：不知道捐给了谁，担心真正需要的人往往没有得到多少。
这样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2007年，丽江孤儿学校百万捐款去向不明，因献身孤儿教育事业而在公益广告中被誉为“中国母亲”的校长胡曼莉，最终跌下圣坛。同样，近年来不时爆出贪污私分、虚报冒领、截留克扣、挤占挪用救灾款物的丑闻，也打击着普通百姓的捐赠热情。
这种被慢慢消磨和打击的捐赠热情，平时可能还看不出影响多大，但当重大自然灾害发生，伴随着频繁的捐款活动，不少人的“捐款疲劳症”就浮出水面。“同事聚会的时候，常常能听到大家抱怨说捐款都捐烦了，款项最后怎么用了也不知道。”王晓雨说。
企业背负的社会责任和无奈
与陷入“被捐款疲劳”的个人相比，企业捐赠在中国却是另一番情形：大部分企业对慈善事业都不太感冒。
对此，原民政部慈善促进司司长、现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指出，这缘于社会对富人善意的压力不足，“前不久，美国《今日美国》公布了299家公司去年的捐款数额，而中国很少在有影响力的大报上有这样的排名。中国慈善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但显然也不能全怪企业。“跟西方相比，政府鼓励捐助的措施还是比较少，整个社会鼓励捐赠的风气不足。这极大地打击了企业做慈善的积极性。”王振耀如此分析道。比如，虽然2008年1月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公益性捐赠的税前扣除标准由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统一规定为企业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以此鼓励捐赠，但王振耀告诉本报记者，这个规定只在北京实施得比较好，地方上并未很好落实。
同样没有得到很好落实的，还包括慈善捐款转账免除银行手续费等优惠政策。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工行、建行、招行、交行等六大银行专门为捐款抗灾开通了绿色通道，并对用于赈灾的汇款免收手续费。但是仍有不少人表示，自己汇款时还是被收了手续费。广州一家小公司发动员工集体捐款，通过公司账号汇往中国红十字总会时，就被开户行明确告知要收取手续费。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时至今日全民为舟曲泥石流捐款赈灾之际，一些银行再次宣布免除为灾区汇款手续费为何还如此高调了——它们把此举又一次当作自己高姿态的表现。
对于很多企业来说，诸多慈善困扰中有一点是与个人捐助者相似的。那就是近几年来，接连有对某些公益慈善机构运作不透明、从捐款中抽取较高管理费的批评。这直接导致不少有实力的企业。开始尝试自办基金会或慈善机构。
2009年1月，佳美医疗管理集团董事局主席刘佳和校友赵涛、厉伟等发起成立中国医疗教育慈善机构。如今，在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医疗捐助等领域，都可以看到这一机构成员活跃的身影。
刘佳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当大灾害发生时，他们并非把钱和物资直接捐赠给红十字会或中华慈善总会等组织，而是为了把善款和物资更快、更好地送达最需要的地方，他们选择了在特定时期、特定领域最恰当的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比如，在玉树，我们选择了两家在玉树有孤儿院、慈善学校的慈善机构合作，第一时间把善款、食品送到了灾区儿童的手中。近期，我们还将在黑龙江省捐助100名贫困大学生，我们也选择了黑龙江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作为合作伙伴。”刘佳说。
慈善意识很高，但慈善技术不高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担忧和困扰，但中国企业和普通民众的捐赠热情并没有因此止步，重大事件和巨大灾害直接引发了慈善捐赠的“井喷”。特别是在2008年度，中国接收各类捐赠款物总额合计达1070.49亿元，占GDP总量的0.356%，年增长率达246%，这些善款的受益人口达4766万。为了共克时艰，沉睡在中国人心底的大爱被强烈激发，释放出了空前的慈善能量，可以说，全民慈善已初现雏形。
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慈善乱象亦随之层出不穷。善款使用不透明、监督力度不够、行政介入过多等问题，如果任由其长期干扰社会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带来的危害可想而知。
王振耀认为，现阶段出现的问题是因为我国的慈善事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社会的慈善意识、慈善规模、慈善组织、捐赠机制、法律制度等方面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增强和完善。“对现在慈善事业出现的问题，我们必须重视起来。现在大家的热情很高，但慈善意识很高了，慈善技术却不高。特别是在项目管理、捐款热情的组织和引导、巨款数额等方面确实还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
在王振耀看来，出现捐款疲劳是因为对民众和企业的捐款积极性保护得不好，社会对鼓励捐款的风气不足。“对待慈善，我们的政府和社会一定要谨慎，慈善管理机制要借鉴成熟的机制，例如实行捐款免税的税收政策，健全管理体制，推动慈善组织像社会服务类发展，西方大量慈善组织的主要业务不是救灾，而是照顾孤儿和残疾人等各类社会服务。”
另一方面，中国慈善组织和NGO服务也亟待调整和完善。“具体来说，在项目运作上要学会透明公开，不仅是指在网络和报刊将信息公开，而是国际上通用的透明做法：直接将善款的信息寄到捐赠人家里。慈善组织只有拿自己的行动来减轻不信任，提高能力建设，民众哪里不满意，就改进提高，满足捐款人的要求。”当然，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应该有意识追查捐款使用和流向。特别是大额捐款者，要从慈善组织那里得到清楚的捐款流向说明。
相比比尔·盖茨最近在倡导美国富豪死后将一半财产捐给慈善，王振耀呼吁中国富翁们每年捐款100万人民币，可以在自己信得过的基金会中建立基金，最好建立自己的企业基金会。“慈善本质就是在民间。政府对待慈善的原则是，一定要支持NGO和民众在前台，而不是直接做慈善，政府应该给民间组织提供资金支持等更多便利。”
王振耀心中勾勒的未来中国慈善事业蓝图很实际，“我们的慈善组织应该每年要有上千万的人就业，捐款应该达几千亿，有更多的志愿者，未来潜力很大，前景很美好，但现在起步和学习过程中还需要努把力。”
(责任编辑：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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