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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称，安徽——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小镇航埠的主要街道上满是颇具乡土气息的小店。街道两旁有售卖种子和化肥的店铺、堆满了工具和机械的商铺、几家简朴的小饭馆和一家小旅馆。而在这些店铺中，夹杂着一间与众不同的店铺，iPhone和iPad正在橱窗里熠熠发光。据英国《经济学人》网站5月14日报道，从这些电子小玩意上就可以看出，曾被快速发展的都市映照的黯然失色的中国农村如今也开始有了起色。　　

颇具争议的是，这显示出以城市和乡村间巨大收入差距为缩影的不平等，或许正在减少。贩卖苹果手机的店主袁岳（音）说：“如果大家都没钱买，我肯定不会开这个店。都是血汗钱嘛。不过人们的收入的确在增加。”

报道称，过去35年来，中国经济显著增长一直都呈现出分布不均的面貌。官方和独立研究均显示，中国从一个非常平等的社会转变成为一个相当不平等的社会。衡量收入平均与否的最常用指标就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在0到1之间（0代表所有人收入均等，1则代表一个人拥有一切）。中国官方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低于0.3，当时的中国位于全世界收入最均等国家之列。时至今日，该系数已将近0.5，中国也成为全球收入最不均等的国家之一。

其他数据来源则显示，收入不均的实际情况要比官方数字更为严重。一份被广泛援引的西南财经大学的调查报告总结称，到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攀升到了0.61，中国已成为全球财富最不均等的国度之一，不均程度堪比南非。

尽管中国的基尼系数很高，眼下也开始出现了下降趋势。官方数据显示，基尼系数已经连续7年出现下降，从2008年的0.49降到了去年的0.46。

报道称，从整个国家来看，导致财富不均恶化的最大原因是城市与乡村的差异。而今，这一差距似乎也成为不均程度减少的主要原因。2009年，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是农村人口平均收入的3.3倍。而目前，这一差距已经缩小到了2.7倍。同时，农村人口的收入已经连续六年保持快速增长。实际上，很多农村人都在城市里工作，要么在工厂里做工，要么从事于基础服务业。不过即便如此，鉴于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农村人口仍无法在城市安居落户。

报道称，农民工收入增加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口的变化。中国的劳动力大军已经开始缩水。这一变化推动了蓝领工人薪水的上涨。另一个原因是，寻求廉价劳动力的企业已经向内陆转移，搬到了那些相对贫困的地区。袁岳说，自小镇外来了几家电子厂落户建厂以来，他就开始在航埠售卖苹果手机。在去航埠工业区的沿途，一名男子坐在小摊前招工。一个月3000元（460美元）的薪水比城市中一份普通工作的薪水低不了多少。“我们一年到头都在招工。说白了就是薪水的问题。他们不高兴，就会拍屁股走人，”招工者说。

这证明了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提出的一项理论。库兹涅茨称，在一个国家的发展之初，那些能够获得可观薪水的幸运儿和那些不景气的务农之人之间会出现巨大的差距。不过，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人们最终可融入经济的现代化部分，不均衡现象会随之减少。尽管随着国家的日益强盛，该理论便不再适用，但中国目前的情况恰好符合库兹涅茨所讲的规律。

报道称，不过这并非完全的自发性改变。导致改变的一部分原因似乎要归功于再分配政策。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扩大了基本医疗保险和福利的涵盖面；在农村地区推行免费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并取消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农业税。
     然而，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政府对农村地区的投入仍然过低，在国家养老金制度上尤为突出。如若不做出改变，不平等现象还会继续荼毒中国大地。西南财经大学的甘犁说：“如果我们完全依赖于经济发展，那么就无法真正消除不平等现象。”

此外，对于很多人来说，“收入不均在减少”的观点或许并非是显而易见的。财富不均（这里指人们所拥有的，相对于人们所赚取的）现象依旧严重。2015年的胡润富豪榜显示，中国（以美元计算）的亿万富翁（596人）要多过美国（537人）。今年初，北京大学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金字塔尖1%的中国家庭控制着全国1/3的资产。

自2012年以来，中国的炫富现象就没那么多见了。不过跑车、豪华餐馆和奢华服饰店在大城市依然遍地都是。即便苹果手机进入农村显示出中国农村人口的收入正在增加，大城市里这些金钱堆砌起来的物质无时无刻都在提醒人们，一小撮城市精英是多么富有。